本文基于DPSIRC框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和控制六个维度，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融合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计算疫情前后城市韧性指数，多视角分析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刻画城市韧性在疫情冲击下的时空特征演化。研究发现：我国疫情防控常态有效，长三角城市群的韧性水平呈现出“一超多强”、稳中有升的局面；相较疫情发生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韧性水平在疫情冲击后仍实现了金字塔等级结构上的攀升；长三角区域存在多个高韧性中心城市，受疫情影响，高韧性中心城市与低韧性周边城市的韧性水平差距有所增大。

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深入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理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回应，对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回应等理论，借鉴顾客满意度经典评估模型，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政府形象三个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解释政府回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文本自动计算方法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回应的重视度、政府回应的真实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回应时间间隔对公众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同样存在于政府回应的相似度与满意度的关系之中。而政府回应的丰富度和说服度会受到公众诉求未解决的影响，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发现政府回应具有僵化回应现象。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的供给低于需求。“时间银行”是很重要的为老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针对我国“时间银行”探索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通过选择联盟链，设计养老“时间银行”的任务流程和功能、分层架构拓扑结构和交易流程，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身份和服务认证、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去中心化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组织和运营管理的效率，实现养老“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与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双重背景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本文关注三项数字融入指标（网络接入与否、数字技能熟练度和网络参与广度）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进而考察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城乡群体间的分异。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网络接入熟练的数字技能和广泛的网络参与都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即呈现出数字“疗郁”效应：第二，进一步考察群体异质性发现，网络接入与网络参与的“疗郁”效应受到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的调节。网络接入效应更有利于高教育水平者，而参与广度效应更有利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于城镇老年人，接入效应和广度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进行网络数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纳入考虑，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采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1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5日的1373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近几年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国内外文献的对比结果显示，国际文献的研究起点早于国内，研究深度高于国内并在该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研究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议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具备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第三，国际文献相较于国内文献具有先发优势，其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已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国内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根据自身社会经济以及人口老龄化特点进行相关研究，加强实践性与应用性，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1024程序员的浪漫

新媒体舆论生态下次生舆情频发，导致网络秩序管理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为增强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次生舆情的能力，本文基于全息等级模型（HHM）分析法，提出了新媒体舆论生态下次生舆情防范与管控的思路和建议。本文以近年来网络群体性热点事件为例，深入分析了次生舆情产生的原因，提炼了次生舆情产生的相关特征，从技术、内容、机制等多个角度提出了防控次生舆情的思路和建议。

在数字化浪潮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把老年群体分为三类,即数字技术熟练使用者、“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并基于全球在地化视角,探讨上海在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中,怎样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下新旧媒介并行的微粒社会。经由实地调研新加坡、瑞士、日本等国的经验,剖析其相关做法与实践案例,提出上海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指出,培育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科技无感化转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网络,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数字消费的内生动力等,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