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高速发展将助力高质量、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本文根据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发展与演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计算的发展三阶段,并结合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学科发展及社会转型需求,凝练出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4+8"方法体系与前沿动向。本文从社会计算发展与社会形态变迁、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基础与优势、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研究转型等多角度,阐述了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助力中国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的体系框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与社会情感。本文从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自主性出发，分析了智能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和挑战。社会科学学者要以“社计师”的立场，不仅从事交又学科的研究，而且参与技术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应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 以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为特征的" 信息疫情" 同 样引发了社会关注 。本研究引入信息流行病学模型 ,提出"信息疫情" 的信息流行 病学分析框架:首先 ,充分利用对社交媒体的信息监测以应对" 信息疫情" ,通过其 了解民众信息需求、情感状态和行为偏好;其次 ,将这些监测数据与医疗领域监测 数据对接 ,在政府主导下构建" 信息疫情" 传播介入的知识流、信息流、影响流;最 后 ,考察媒体如何利用前述环节中的监测数据 , 通过内容优化 , 识别虚假信息类 型 ,做好自我防范 ,将知识、信息迅速及时地引导向民众 , 形成" 信息疫情" 传播应 对闭环。

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在工厂、车间与商业实践中，对缺乏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创业者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内部原始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一场颇受关注的产业技术革命，平台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外部动力。本文聚焦于低技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共同参与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建设，但其创新机制却较少受到关注。与平台持有者以及先进制造企业相比，它们对平台经济的反应不一，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与创新路径。通过对中国两类电商市场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了平台中农村创业者的具体样貌、传统制造业转型，揭示了消费需求驱动对价值链产生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平台模式下，生产不再局限在纯粹生产力的维度，而更多表现为生产关系；低技术制造业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为中国加工贸易迈向服务贸易提供了一条现实通路。这对理解中国制造的新特征大有裨益，也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可行方式。

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技术应用场景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或"不可知"治理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质与工具基础。对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认同因治理效能限度、伦理尺度失能以及“权力—权利”秩序结构失衡而式微，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技术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深植于基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退守和流失。因此，确证技术治理合法性基础、凝结完整的社会共识需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共同担保，还要重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一种集技术的自我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刚性制度规制的控制体系，助推技术治理的公共性旨归。

数据表征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高效处理的信息，是连接容易治理的数据和难以治理的模型的桥梁。国内外法律正在探索通过治理数据表征治理人工智能：国内针对特定场景算法的专门立法明确纳入数据表征，但难以具体适用；国外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对法律如何适用于其表征有具体说理，但尚未形成体系立法。综之，通过适当借鉴国外说理，国内既有法律可以清晰适用于数据表征，从而增强人工智能治理。结合法律、市场、伦理、架构等层面的治理进展，数据表征有望成为人工智能治理——包括未来相应立法——中的关键环节。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

数字红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从宏观层面剖析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而较少关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二，数字素养，尤其是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对低受教育水平、中年农民和非山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更大的促进效果，而数字设备操作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三，数字素养主要通过拓展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市场参与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本文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数字藏品是以区块链衍生技术为基础、以数字文创产品为内容的新兴事物。数字藏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行业乱象，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是实务以及理论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数字藏品的发展，主要存在平台以及用户的民事权益无保障、过度金融化以及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三类风险，其中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是前两者未得到有效管控的最终结果。对数字藏品的风险治理，应在横向上以确定安全可控的技术方案为治理基础，充分把握各类规范作用，完善规范体系以划定发展空间；在纵向上把握平台这一关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以“技术一规范一平台”为核心的三元治理架构:以此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并使风险结果可控。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基础是平台企业与大量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建立的不平等合约关系。该机制的运作过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下,平台企业得以将规模化扩张带来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转移至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从而实现轻资产化运营:其二，平台企业为规避合约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会综合运用平台规则、业务考核、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对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构筑严密的管控体系，并严格规定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由于合约关系的不完全性和合约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在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之外,零工群体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构建自身主体性。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