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4年出版中文版。该书阐述了数字技术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化转向,以一种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向系统性地剖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缘起与逻辑结构。当然,由于对马克思“利润”“劳动”等概念的误读,以及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忽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批评,质疑作者将垄断资本主义的亚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跳出审视的眼光,本文更关注的是迪朗对社会平台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之针砭而引发的关于平台的思考,并以此为启发尝试初步建构起“平台帝国”的全新想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模式——“微粒社会”——的基本特点,包括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其次,探讨了“微粒社会”生成的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再次,剖析了“微粒社会”的三大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及其引发的重大治理议题,如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等;最后,简要阐述了应对“微粒社会”治理议题的宏观思路。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本文以 2014 年至 2024 年 3 月期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26 篇关于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 CSSCI 期刊文章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法 SATI 和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文章从发文趋势、文献来源、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宏观研究趋势,以及合作者和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其次,基于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近 10 年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的热度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对研究的贡献率较高;研究热点集中在数字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数字化转型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上,重点研究不同治理场域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生发机制。最后,利用关键词时间区域图分析了数字社会治理领域近 10 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围绕各种新兴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全景式研究。

《平台资本主义》一书梳理了平台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对西方主要平台的观察列举了其特点,分析其以数据为核心的运作逻辑和盈利模式,最后讨论了平台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呈现出的竞争、垄断、合作和排斥等多样关系。 该书将纷繁复杂的平台经济现象放到宏观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进行讨论,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分析的视角。 这种分析视角对理解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约瑟夫·魏岑鲍姆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ELIZA,堪称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计算机程序之一。ELIZA,尤其是其最著名的人格DOCTOR,至今仍是程序员的灵感源泉。它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AI)更广泛的讨论,催生了诸多对其的模仿。作为所有对话界面和聊天机器人的鼻祖,ELIZA尤其令研究AI和计算领域的工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着迷。ELIZA能凭借相对少量的计算机代码生成类人回应,这一能力为大量类似程序铺平了道路。这些程序以对话智能体和其他人机界面的形式出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催生出数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将探讨魏岑鲍姆对AI的贡献,并结合生成式AI(如ChatGPT)的当代发展状况,思考其更具批判性的著作。此外,本文还将通过研究有关ELIZA的讨论,为当前围绕机器学习和AI的争论提供一些思路。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崔国所著的《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一书,对于推进社区更新与空间治理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结构清晰,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书中指出了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社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方向;其次,从科技、关系、治理、物业、公益五大方面出发,强调未来社区建设的系统性与综合性,并深入探讨技术与人本的互动关系及其重要性;最后,该书详细介绍了六个未来社区的全球实践案例,以比较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 基于《未来社区》一书,未来将进一步综合探讨社区的各个治理要素,以实现整体效应。在技术化路径与技术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更加注重提升技术的治理效能,强化中国特色治理方案的探索。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必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信息处理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和利用的困扰。 随着企业为提升经济效益而对收集、分析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公民对保护个人信息和限制对其获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这两种法益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呈现“重利用轻保护”的失衡格局。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仍存在立法回应模糊、司法适用不清、监管机制落后等问题,亟须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和民事救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回应现实需求。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工作正在逐步向大数据和技术支持的信息化、数据化督导过渡,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可视化研究恰逢其时。本文基于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指标,分析督导评估可视化需求和应用场景,结合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监测数据,构建科学、适用的可视化指标体系,开展督导评估数据可视化研究,为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赋予科学的数据支撑和决策辅助,助力教育督导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考察围绕人工智能规制问题的争论，我们发现，关于该运用哪些方法使人工智能受到社会控制，无论是在技术、伦理、法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方案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定义之争。本文以人工智能的定义为分析线索，旨在促进对规制方案的理解。我们基于规制发生的场合、牵涉其中的行动者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等三个要素，绘制了一个图谱，以揭示围绕控制人工智能的争论如何构建出四条不同的规制路径:第一，超人类主义者对超级智能的危险性的警惕，以及关于如何让其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思考；第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如何在发展机器技术验证科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责任化:第三，对人工智能系统损害基本权利的谴责与对权力再平衡的控制；第四，欧洲立法者通过控制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进行的市场管控。

不久之前，人们曾将互联网视作一个去中心化、水平、开放的空间，将促进自由与平等。但现今，它已经围墙高筑、等级森严，仅由个别平台严加控制。这些守门人垄断了数据、注意力和基础设施，并将用户和竞争者围困其中。直至今日，我们仍然缺乏对 Alphabet、Meta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的监管措施。我们应当承认，律师、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的智识与制度储备已经难以判断、应对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负面影响与权力形态。纵然近来的监管方案已经悄然转变，但它们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呢?为了理解早期规制方案的路径依赖和视野盲区，本文采用了谱系学研究方法，以“自由”“法律”“权力”和“民主”四个关键概念为基点，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演进过程。从早期的互联网监管议程中，本文提炼出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即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学派，它们塑造了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学说光谱:无政府主义对应规制厌恶；自由主义对应自我规制、信义义务、数据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和公用事业监管；批判学派对应关于平台规制的批判性思考。虽然互联网的再中心化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次重大变革，但是“自由”“权力”和“法律”这些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想跳出自由市场时代的视野盲区，就必须转向“公用事业说”或“去中心化说”等新兴提案，尽管它们目前的构造仍然可能存在模糊和错漏。这两种提案都有望将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拯救出来，并促进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法律作用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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