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秩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为资本主义所用》一书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数据及围绕它所发展的相关技术让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兴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所驱动。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本文总结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讨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机器人正在各个行业大放异彩，协助人类员工高效地完成服务任务。基于蓬勃发展的服务机器人态势，本文首先总结了服务机器人的实践和历史，并对机器人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总结。其次，本文进一步对服务机器人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服务机器人的机遇和挑战。在明确下一代服务机器人是实现人机共生、交互认知的基础上，本文从哲学视角探讨了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并归纳和总结了对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的现有研究，提出当前机器人具有“机器意识”的观点。最后，基于政策和技术两个方面对我国大力发展服务机器人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采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1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5日的1373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近几年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国内外文献的对比结果显示，国际文献的研究起点早于国内，研究深度高于国内并在该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研究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议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具备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第三，国际文献相较于国内文献具有先发优势，其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已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国内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根据自身社会经济以及人口老龄化特点进行相关研究，加强实践性与应用性，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人类正处于探索数字化道路的险途,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捕获了个体、家庭和城市,数据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美国青年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新著《过度智能》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犀利批判,指出了技术由谁主导为谁服务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凝结了作者对理解、对抗和挑战西方技术政治体系的深刻观察。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数据向善”和“人工智能向善”倡议开始兴起,旨在推动和组织各种力量去使用新的计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这些倡议对于计算技术的能力如何被理解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产生了持续影响。本文分析了以上倡议从一句口号成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项目把自己定义成各种场景的“场域”。本文讨论了最近的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展示了传播这些倡议和提出“善应该为何”的解决方案及二者之间不确定的纠葛。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呼吁研究者用一种实用和分析的态度跳出这种纠葛。本文呼吁对这些倡议的构成开展描述性研究,并从社会科学关于计算技术这一更广泛的辩论中汲取营养,开展批判性研究,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框架。本文的经验部分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数据和人工智能向善”的各种倡议作为一个连续统的一部分看待,并且将其放到一个以“为了发展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各种倡议为直接先驱的历史轨迹中加以理解。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基础是平台企业与大量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建立的不平等合约关系。该机制的运作过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下,平台企业得以将规模化扩张带来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转移至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从而实现轻资产化运营:其二，平台企业为规避合约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会综合运用平台规则、业务考核、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对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构筑严密的管控体系，并严格规定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由于合约关系的不完全性和合约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在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之外,零工群体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构建自身主体性。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为主流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就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当下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著名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Such-man)在80年代对美国施乐公司(Xerox)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Alto Research Center，PARC)一款基于专家系统的交互式界面打印机的研发过程进行的详尽的民族志研究(Suchman，1987;Suchman，2006),是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萨奇曼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她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获美国语言学会“计算机与认知科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特别兴趣组“终身研究奖”。同时,萨奇曼长期活跃在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贝尔纳奖”( BermalPrize)的获得者--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STS领域的奠基者以及为增进对科学技术之社会维度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本次访谈中,萨奇曼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施乐公司2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对包括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思考,围绕当代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systems)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活动,以及对人文社科学者如何研究及影响技术实践等话题的看法。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基于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进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诸多里程碑式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2016年,谷歌旗下DeepMind开发的围棋程序AlphaGo击败了14次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拉开了围棋领域人工智能革命的序幕。如今六年过去,围棋界已然成了AI与人类互动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围棋AI深刻地改变了围棋界运转的秩序。在人工智能汹涌的浪潮下,围棋界成了最先被潮水触及的领域。笔者访谈了中国围棋世界冠军纪录保持者、与李世石九段并称"绝代双骄"的著名围棋国手古力九段。古力在访谈中回顾了过去六年间围棋AI带来的围棋革命,以及我们如何在后AI时代思考围棋作为一种智力游戏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成长类内容的文化表达对于女性用户的身份与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文化政治为核心理论,借助文本分析和线上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详细考察小红书的发展状况、女性成长内容的文本特征,以及相关评论界面的内容互动,从生产前提、话语特征和生产机制三个层面剖析小红书平台上女性成长内容背后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小红书的社区自治模式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礼俗社会的结合;其次,以平台塑造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为基础,女性成长博主生产出一套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成长叙事;最后,在平台希望实践的调控下,女性成长和分享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本文还从“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身份想象—实现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分析平台文化政治的概念框架。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思考技术—社会关系提出了新挑战，文化分析与技术建构论或能提供智识上的分析支点。《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一书，按时间顺序考察了早期微型计算机从军工联合体制度下大型计算机中脱胎的过程，以及第一代互联网所带来的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理念的复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使用者体验推动技术与时代精神互动的技术社会史。个人观念、公众愿景以及价值观与共同文化在技术变迁中的能动性，能够拓宽技术社会前景这一议题的讨论视野，将人、社会关系、理想技术形态等期许纳入进来。

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平台的智能化趋势备受关注,“机器取代人类”的忧思亦纷至沓来。然而,德国学者莫里茨·奥腾立德在其新著《数字工厂》中却指出,以算法管理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延续了传统工厂体制中的劳动控制手段,机器非但不会取代人类,反而需要更多劳动力来维持平台资本的弹性积累。借由“数字泰勒主义”“劳动裂变激增”与“基础设施空间”三个核心概念,奥腾立德提出“平台即工厂”这一关键结论:作为组织人力劳动的数字基础设施,物流、游戏、众包及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吸纳异质、灵活的海量活劳动,通过独立承包商、计件工资等形式转嫁劳资矛盾,日益形塑碎片化、不稳定的全球劳动空间,其间种族、阶层与性别的不平等机制得以巩固强化。本文认为,奥腾立德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时代劳动制度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强调人与机器互嵌,奥腾立德不仅深刻省思技术替代论的现实根基,同时呼吁研究者关注光鲜技术话语背后被遮蔽的边缘劳动者。

20世纪末,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论述了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再结构。本文基于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以从网络社会到人工智能社会的发展为经,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试图比对、勾勒出当前智能社会的图景。在智能社会中,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生产力具有高度集中的天然特性,掌握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主体将获得前所未有之垄断的可能性。此外,本文深化了对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劳动这一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与就业水平的演变还没有显示出系统性的结构关系,就业被取代和被创造并存。

“十四五”规划期间，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产业数字化是重中之重。基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流程，2016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约60项产业数字化政策，形成了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政策沿着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流程和交易两个维度展开，聚焦生产端、销售端、主体端、产品端和场所端五大环节，形成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和新型数字产品七大重点支持方向。在“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支持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将在业务上注重从销售端向生产端拓展，在技术上注重打造特色、专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模式上注重生态、技术和资金服务综合输出，在创新上注重“人—货—场”要素的组合创新。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