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数字化趋势下,数字民族志被视为一个新兴的方法论范式。如果说数字民族志相比于传统民族志更适应数字化时代,那么其中会有哪些新特征? 此种讨论又何以能推进社会学的方法论发展及其学术使命?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从时空条件、研究主体与数据收集三方面界定数字民族志,认为它既指向一种“切身共在”与“意义共享”的概念内涵,同时也强调一种“主体共存”的概念外延。换言之,田野工作者通过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切身共在的方法,共享局内人生活世界的双重意义,继而向局外人转译局内知识。这种对民族志之数字化的方法论反思,或有助于学术共同体意识到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主体关系共存的必要性及意义。

技术应用场景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或"不可知"治理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质与工具基础。对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认同因治理效能限度、伦理尺度失能以及“权力—权利”秩序结构失衡而式微，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技术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深植于基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退守和流失。因此，确证技术治理合法性基础、凝结完整的社会共识需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共同担保，还要重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一种集技术的自我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刚性制度规制的控制体系，助推技术治理的公共性旨归。

法教义学与法学经验研究的范式之争由来已久,但学界对经验研究方法如何推进某一具体部门法的发展和变革洞见甚少。本文聚焦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探讨经验研究方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的应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以英文公开发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述评。在综述过程中,归纳了GDPR相关经验研究着力回答的六个研究面向及每种面向形成的方法范式,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趋势、方法、理念和效果。问题维度方面,经验研究可以为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数据权利、大众认知、市场竞争等问题提供事实证据的支持;研究方法方面,呈现传统定性、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兴计算法学方法并存的图景,跨学科研究有所增加,统计学方法、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方法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在中国开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经验研究,可选择性借鉴欧盟相关研究的经验,更应立足中国立法的具体场景,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解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以此推动法律的实施和解读。

随着经济深度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加快推进，中国信息数据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已经为数据"站稳"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地位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尚有大量细节性的体制机制难题需要地方政府创造性地予以破解，特别是公共数据这一兼具公共与市场两种属性的治理对象。本文旨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语境下，呈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阐述地方政府在公共数据治理中面临的两大全新任务——开放和授权运营；其二是梳理各地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尤其关注机制创新等方面；其三是简要讨论治理者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期在数据治理的现有研究中补充一个“地方视角”。

数字技术在零售业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而5G凭借其高带宽、广覆盖和低时延的优势，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融合，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零售企业应用融合化的数字技术，对商品生产、流通与销售环节进行升级改造，推动行业在低成本、高效率强体验等方面不断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将从零售业的前端、中端、后端出发，分析各环节 5G 赋能零售业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融合应用标杆案例，推动“5G+零售”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广，同时探究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机器体系的自动控制与独立分化催生出数字时代虚实共存、开放互联、多元集中的平台化劳动资料,劳动者在全景化、流动化的监控体系中被调制为资本掌控的数字傀儡。资本对人类智力和社会属性的剥削需求,使得借助网络联结起来的个体转化为数字劳工,扩展了总体工人的界限。工业劳动中智力因素的消解也逐渐外化出专业化脑力劳动者,将工厂中的机器看管活动转化为网络媒介中具备生产性、社会性、主体性的认知交往,并培育出主体间的通用智能,赋予劳动解放以数字潜能。劳动范式数字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劳动、技术的共同在场以及劳动解放的时代际遇,彰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朽价值。

金江军教授所著《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进展，然后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例，剖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再陈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构件，包括“新基建”、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智慧城市发展环境，最后强调领导干部应树立信息化决策思维，在学术研究当中凸显了前沿性和系统性。基于《智慧城市》一书，未来应厘清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智慧治理的学科关系，兼顾城市智慧治理的“工具”和"目标"导向，在关注技术问题的同时深化技术运用的研究。

《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一书通过对沙集镇电商发展历程的全过程考察，总结了信息化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探讨了电商在农村苗壮成长的原因。该书作者作为一位实务工作者，既重视市场中极富创新力的市场个体和农村企业家，也理解政府对地方产业发展与市场培育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提出政府、网商平台与新农人构成的三方合力框架。该书从国家一市场合力的角度对政商关系与产业发展的宝贵价值进行了提炼，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应的阐释与评论。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数字红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从宏观层面剖析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而较少关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二，数字素养，尤其是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对低受教育水平、中年农民和非山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更大的促进效果，而数字设备操作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三，数字素养主要通过拓展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市场参与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本文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从网络传感器到大屏幕和移动设备，数字媒介技术已成为 21世纪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话语一直是理解数字技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主导理论框架。目前，这一框架的阐释力度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社会潜力，因而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观，也改变了它们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本文将提出“可沟通城市”作为替代性框架来思考经由数字媒介中介的城市。可沟通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将网络化城市空间视作探讨当代全球化媒介关键问题的实质性范例。可沟通城市作为一个前沿领域，涉及具身媒介的日常经验和新型传播中介等新议题，将和关注位置追踪、跟踪、新型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等城市治理术的强大逻辑互相碰撞。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其国际竞争力与新的大国竞争格局紧密相关。本文以33个国家为样本案例,通过建立资源—能力—环境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因素组合,研究发现:数字资源、主导能力和营商环境是提升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家获得高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4条,分别是数字资源—营商环境型、数字资源—主导能力—营商环境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型;导致国家产生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3条,分别是数字资源—创新能力不足型、全面不足型、数字资源—能力—营商环境不足型。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本文是对全喜卿《数据区隔：关联、社群和新的承认政治》一书的评论。通过四个关键词，全喜卿在此书中探讨了如今大数据机器学习量化区隔和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优生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实践中的历史根源：关联关系将人的过去和未来绑定：同质偏好聚集起了相似的人群；计算真实将人的情感展示自动化：承认识别加固了形态各异的误承认。互联网最终分裂成了无数个缺乏沟通的极化圈层。全喜卿认为挣脱困局的方法是走出“同温层”，生活在差异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开发和普及,对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AIGC具备生成式、智能化和个性化等特征,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教育实践,但也面临不确定性的现实挑战。本文梳理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应用AIGC的实践经验,结合政策文本和应用实践分析,对比国际和国内的不同教育发展现实与人才需求,从人才培养和教育变革的匹配角度,探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AIGC实践应用方向,为探索推进教育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示。

通用人工智能标志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其生成物对传统的知识产权规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本文在阐述通用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通用人工智能存在的输入端、输出端和生成物归属问题的相关著作权困境,从而构建出通用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法律回应的具体路径:应当承认通用人工智能输入端的必要性;发挥版权集体管理和代理制度功能,设立针对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作品“禁用期”;区分不同情况,考虑赋予人工智能独立或部分版权;将通用人工智能虚拟作者的作品收入进行相应合理分配。通过具体的制度构建,在保障自然人权利的同时,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共同为人类福祉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