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介绍与评述《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的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技术导致的黑箱和技术自身导致的黑箱及其影响。然后引入数据政治的三重维度，分析两类不同黑箱社会的形成路径，揭示以“数据一算法”逻辑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对数据的讨论及其所具有的优先性。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可以预期，随着新生命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胜利，除了与科学唯物主义兼容的更加禁欲的版本，像是被(错误地)称作“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那种东西之外，宗教将会消失。不过，最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奇怪的复兴，人们又开始思考(可能也在体验)“神”了，这个“神”以科学和技术的新突破为基础。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即将到来的“后人类”( post-humanity)：随着新形式 AI的出现，我们的个体心智将与全球人工智能相融合，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单体( singularity)。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青年人观念的形塑有着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仍缺少经验数据的讨论。本文基于 2021 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数据，着重阐述了青年人使用移动应用程序(APP)的状况及其与婚育观念之间的联系。数据显示：其一，青年人对熟人社交类、视频社交类、图文社交类和音乐类等娱乐社交性质的APP使用较为频繁，在APP使用偏好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二，不同程度地使用各类APP与婚育意愿的分化有关，APP使用从三个层面影响了青年人对婚姻和生育意义感、非传统婚育行为的认知。本文从数字技术的角度为青年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提供了解释，未来研究应基于追踪数据做进一步因果检验。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与社会情感。本文从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自主性出发，分析了智能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和挑战。社会科学学者要以“社计师”的立场，不仅从事交又学科的研究，而且参与技术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应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高速发展将助力高质量、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本文根据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发展与演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计算的发展三阶段,并结合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学科发展及社会转型需求,凝练出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4+8"方法体系与前沿动向。本文从社会计算发展与社会形态变迁、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基础与优势、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研究转型等多角度,阐述了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助力中国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的体系框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究了低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数字社交素养和数字工作素养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较多以及处于高网民规模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和改善主观人际关系判断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并加大对低网民规模地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教育支持,助力老年人在社交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而提升幸福感。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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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2015年,《数字社会学》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狄波拉·勒普顿撰写出版。2022年,《数字社会学》中文版面世。本文是对《数字社会学》内容的简介和评价,重点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全球信息经济与产消合一、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与数据、新型权力形式与数字监视、数字具身化理论等;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数字社会不平等、数字政治及数字公共参与、身体与自我、数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有其价值、贡献与不足。在数字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该重视基础性学术研究与产出,兼顾学理性问题与经验性问题,加强理论话语,促进国际传播。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与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双重背景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本文关注三项数字融入指标（网络接入与否、数字技能熟练度和网络参与广度）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进而考察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城乡群体间的分异。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网络接入熟练的数字技能和广泛的网络参与都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即呈现出数字“疗郁”效应：第二，进一步考察群体异质性发现，网络接入与网络参与的“疗郁”效应受到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的调节。网络接入效应更有利于高教育水平者，而参与广度效应更有利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于城镇老年人，接入效应和广度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进行网络数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纳入考虑，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