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政务服务作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将在“数字中国”整体推进过程中为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贡献更加有效的基础性力量。为持续跟踪我国在线政务服务质量的生动变迁，2022年11-12月，零点有数全国政务服务监测课题组对包括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在内的55个重点城市在线政务服务质量进行了新一轮监测。课题组基于监测采集的一手体验数据，对当前阶段在线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和不足开展实证分析。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的供给低于需求。“时间银行”是很重要的为老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针对我国“时间银行”探索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通过选择联盟链，设计养老“时间银行”的任务流程和功能、分层架构拓扑结构和交易流程，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身份和服务认证、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去中心化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组织和运营管理的效率，实现养老“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乎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数字平台越来越表现出对内权力滥用、对外肆意扩张的帝国化倾向,成为诸多社会经济乱象的根源。基于在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多年积累,威利·莱顿维塔的《云端帝国:数字平台如何重塑经济与世界》一书对数字平台帝国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概念及其采用的制度历史分析视野,解释其中隐含的嵌套市场模型假设和制度变迁的异步性。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数字平台通过建构电子商务市场制度而崛起的历史过程,以及面临市场利益相关者反抗所做出的制度调整。本文还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理论与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对比,以说明该书在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与提出替代性方案上的理论贡献。该书作为一本严谨、科学的学术专著,兼具可读性,但也因缺乏一个统领性的分析框架而存在一些不足。

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平台研究的主要成果,提出平台研究主要存在理性、权力与生态三种理论范式,通过对近10年中文文献的平台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和评论,认为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需要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土时空情境开展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关注国家等组织与平台的互动;二是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文化范式入手做出贡献。本文依据三种理论范式对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推动平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属性和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幅跨时代的新图景,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和复杂的角色。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基于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对象”这三个维度来考察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同时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三种角色,而且三种角色密切关联、彼此形塑、共同演进,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使国家治理既充满革新又高度复杂。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角色的理解,也为推进数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

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从“个体社会”到“自我社会”的研究视角转向,为在“连接泛在”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社交与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邱泽奇教授《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以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社交的本质,为审思数字社交如何影响和重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乐观主义态度。该书立足“连接泛在”的时代特征,系统性地阐释了“自我社会”的理论观点和基本主张,从数字家庭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四重视角洞悉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关系重构以及建基于此的本质变革进行了整体探讨,为重新理解数字化社交和媒介化关系注入学术动力,并为个体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关系变革从而抵达心灵空间的幸福、避免走向群体孤独提供现实的指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历史深度和传统积淀的正能量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消费渠道是否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澳门内地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未产生显著影响,内地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作用在内地澳门生群体中也未见显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冲动消费观念、理性消费观念均是网络消费渠道影响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重要中介因子。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相对于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渠道会增强男性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消费;相对于澳门身份大学生而言,网络消费渠道对内地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更大;大学生社会兼职时间越长,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越小。

当前，跨部门数据共享仍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之一。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针对跨部门数据共享不充分的多主体协同困境，抽象出数据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博弈关系，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博弈系统稳定性的约束条件，并借助仿真技术分析了主要参数对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存在多方积极的稳态策略点：政府职能部门提高数据共享投入强度，可以提升数据共享的外部性效应；机构间信任关系存量的积累，能逐步消解不同部门在数据共享上的认知差异。这些因素可以促使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选择积极共享策略。当前中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和“好差评”制度建设等，可以对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内外结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多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数字藏品是以区块链衍生技术为基础、以数字文创产品为内容的新兴事物。数字藏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行业乱象，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是实务以及理论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数字藏品的发展，主要存在平台以及用户的民事权益无保障、过度金融化以及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三类风险，其中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是前两者未得到有效管控的最终结果。对数字藏品的风险治理，应在横向上以确定安全可控的技术方案为治理基础，充分把握各类规范作用，完善规范体系以划定发展空间；在纵向上把握平台这一关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以“技术一规范一平台”为核心的三元治理架构:以此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并使风险结果可控。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本次访谈中，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Hilgartner）教授讲述了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求索。从营养学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再到近年的技术伦理与新冠疫情大流行项目，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回答更大的社会问题希尔加德纳也见证了科学技术学领域从萌芽到繁荣的历程。在受益于与其他学科交叉碰撞的同时，科学技术学也在艰难地定义自身，试图在保持包容性的同时，在建制化的学术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 20 年里,计算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到虚拟货币,其作用日益凸显。探究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如何反作用于技术发展,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技术史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等多元视角来审视计算机与人类历史的交织。与此同时,计算科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保存计算机相关历史资料的价值。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中心(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CBI)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该中心主任由杰夫(J. Yost) 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包括《IEEE计算机史年鉴》 (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的编辑(2008—2011)、 “ 计算机历史” ( History of Computing) 丛书的合作编辑(2019—2021)。 目前,他正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与文化” ( Studies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丛书的合作编辑。在由杰夫和前所长米萨(T.Misa)教授的共同努力下,CBI 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计算机史研究中心。其档案库中珍藏着对美国计算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两大公司的资料,这两大公司分别是巴勒斯加法机公司(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mpany)和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此外,CBI还出版了《界面:计算机和文化论著及评论》(Interfaces Essays and Reviews 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在本次访谈中,由杰夫分享了他的研究领域转向、历史对理解和规范计算技术的作用,以及历史学者如何与其他领域学者和计算机专家进行交流等见解。同时,他也揭示了CBI崛起为美国最重要的计算技术历史研究中心的秘诀。 "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