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 以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为特征的" 信息疫情" 同 样引发了社会关注 。本研究引入信息流行病学模型 ,提出"信息疫情" 的信息流行 病学分析框架:首先 ,充分利用对社交媒体的信息监测以应对" 信息疫情" ,通过其 了解民众信息需求、情感状态和行为偏好;其次 ,将这些监测数据与医疗领域监测 数据对接 ,在政府主导下构建" 信息疫情" 传播介入的知识流、信息流、影响流;最 后 ,考察媒体如何利用前述环节中的监测数据 , 通过内容优化 , 识别虚假信息类 型 ,做好自我防范 ,将知识、信息迅速及时地引导向民众 , 形成" 信息疫情" 传播应 对闭环。

电子游戏作为日益火热的社会文化现象，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特别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理解游戏本身、人与游戏的关系等问题备受重视，但游戏因具备种种新特性而往往容易被误解。那么，如何廓清人们对于游戏的种种误解，让游戏健康发展，让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直面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生活世界并反思自身，便成为学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姜宇辉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游戏的全新哲思。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数据表征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高效处理的信息，是连接容易治理的数据和难以治理的模型的桥梁。国内外法律正在探索通过治理数据表征治理人工智能：国内针对特定场景算法的专门立法明确纳入数据表征，但难以具体适用；国外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对法律如何适用于其表征有具体说理，但尚未形成体系立法。综之，通过适当借鉴国外说理，国内既有法律可以清晰适用于数据表征，从而增强人工智能治理。结合法律、市场、伦理、架构等层面的治理进展，数据表征有望成为人工智能治理——包括未来相应立法——中的关键环节。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杂经济学提出者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采用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对技术及其进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剖析。阿瑟力图通过本书构建起一套关于技术本身的理论，认为技术是一个自我创生的系统。他归纳出技术的组合与递归特征，分析了技术的“组合进化”过程，将技术视为一个有机体。本文对该书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它带来的启发及局限性。

人工智能（AI）已广泛应用于日常交流中。尽管人们担心使用 AI进行交流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其用于交流的社会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本文分析了 AI最广泛的应用之一“算法回应建议”（智能回复）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两个随机实验结果表明，算法回应建议这类系统改变了人们与他人的互动和人际感知（以亲社会或反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智能回复的使用改变了人际沟通的语言风格和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智能回复系统加快了交流的速度，提高了积极情感语言的使用频率，加深了双方对彼此间亲密度和合作的感知。与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普遍假设一致，如果人们被怀疑使用了智能回复，则对他们的评价会更加负面。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沟通效率，改善人际关系感知，但是如果公开使用人工智能，它普遍存在的反社会内涵将会削弱这一潜在的优势。

社交机器人的设计者与用户都倾向于将机器人拟人化。本文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为着眼点，考察该如何对这一关系进行概念化。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存在"天真的工具主义"与"不加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两种相反的哲学观点，它们与对拟人化现象和拟人化设计的各种规范性反应相关。基于对上述两项观点的考察，本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从批判性、关系性以及解释学方法出发理解人类与机器人间的关系。这一观点通过厘清机器人在使用与开发中所蕴含的人类维度，并将机器人严肃地看作更大范围的技术语境内的工具，同时规避了以上两项立场，并对它们所假设的二元论提出质疑。最后，本文探讨了第三种观点对社交机器人领域及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教育所产生的意义，提倡基于关系性理解对上述领域进行改革，并为用户—公民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提供建议。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传统资本的新形式。数字资本将数字劳动的新形式推广到全球范围,使处于数字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者陷入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压迫。在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于数字异化状态,存在论视角的批判显然不足以使之得以扬弃.目前,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来分析数字异化,评析几种异化扬弃状态,凸显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状态的扬弃精神,通过具体的、革命的实践行动扬弃数字异化显得十分重要。

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健康指南极大限制或关闭了亲临现场的民族志研究，许多研究者因此开始转向使用微信、推特和Discord平台进行线上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这类日益涌现的定性研究常被置于“数字民族志”的树荫之下。然而，“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商榷。本文认为，数字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点就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进行协商，而诸如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等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协商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数字研究的简要综述。之后，我们会基于自身在数字社区和在地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经验（在地民族志），探讨关于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抉择会如何促进或禁锢有意义的民族志数据采集。我们也将深入讨论如下相关问题：网络匿名的较低门槛是否合理化了隐蔽研究? 匿名性会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吗?数字民族志学者应如何融入研究环境中去?数字参与可能产生何种回响?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与在地民族志共享一种认识论，使其有别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即要求研究者长期用关系型方法在田野中收集数据。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数字”有没有带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还是说，它只是给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在数字环境下，前数字时代的经典理论还能发挥普遍作用，为实践提供指导吗?还是说，在数字洪流中，理论已经沦为一个微弱的注脚? 数字时代 STS理论创新的意义何在? 在本次访谈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聘教授王程韡从这些问题出发，谈论了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对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的研究、他在数字流行病学方面的探索他在研究中对理论的理解，以及他对数字和数字化之含义的解读。

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数字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本文分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在数字化浪潮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把老年群体分为三类,即数字技术熟练使用者、“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并基于全球在地化视角,探讨上海在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中,怎样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下新旧媒介并行的微粒社会。经由实地调研新加坡、瑞士、日本等国的经验,剖析其相关做法与实践案例,提出上海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指出,培育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科技无感化转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网络,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数字消费的内生动力等,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极为复杂,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社会治理,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成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人一个万物互联、计算无处不在的智能时代,一个计算型社会正在全面形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技术支撑。基于无处不在的社会计算形成的社会大数据,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尤其是以机器学习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针对社会治理各领域细小颗粒问题场景应用的一系列机器智能,将是创新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思路。其中,基于社会计算形成的社会大数据,构建针对社会治理各领域各类细小颗粒问题场景的应用算法,以及建设汇聚各类应用算法的算法中心至为关键。应用算法相当于社会治理的脑细胞,应用算法中心汇聚的算法总量相当于在充分的算量、算力支撑下的社会智商的集合。应用算法与应用算法中心的升级迭代与持续成长,将智能助力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高效化。以社会计算为基,以应用算法为魂,以算法中心为智,将助力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构建。

本文以刑法的立法规范和基本原则为切入点，研究如何将现行刑法体系中的刑事责任认定运用到以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工具的场景中。本文立足于俄罗斯刑法中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对两种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和分析。其一是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实施故意犯罪的罪责判定问题。有研究认为，在此情形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重新考虑罪责认定方式，因为人工智能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具备自我认知与意志，而传统故意犯罪的责任认定需要犯罪人的主观犯罪故意，故法院不能再依赖传统故意犯罪的犯罪要件进行判断。其二是开发者是否需要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人工智能开发者可能影响其创建的人工智能系统并使之具备伤害能力，假设人工智能研发者对人工智能产品所造成的危害不承担任何形式的刑事责任，则很容易导致负面的社会影响。但是，如果要求开发者必须考虑研发产品所有的潜在危险，也同样会产生不利后果。应当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目前刑法体系框架并不适用于人工智能犯罪领域。

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次经济危机如何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联。作者接着定义了“平台”,阐明了平台的特征并区分了平台的种类。作者分析了平台发展的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历史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该书在预测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略显论述不足，但对未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