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4年出版中文版。该书阐述了数字技术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化转向,以一种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向系统性地剖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缘起与逻辑结构。当然,由于对马克思“利润”“劳动”等概念的误读,以及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忽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批评,质疑作者将垄断资本主义的亚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跳出审视的眼光,本文更关注的是迪朗对社会平台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之针砭而引发的关于平台的思考,并以此为启发尝试初步建构起“平台帝国”的全新想象。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约瑟夫·魏岑鲍姆为躲避纳粹而移居美国后,致力于数学研究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因ELIZA程序而闻名。该程序的功能是模拟一位(至少在表面上)试图从心理层面理解客户的心理治疗师,成为现今模拟人类语言的聊天机器人的早期先例。魏岑鲍姆的研究使他逐渐对计算机的可能性、局限性和用途持批判态度。他关于计算机对人类经验世界影响的开创性著作《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触及了一个在当时全新、很大程度上未知且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领域。本文为魏岑鲍姆在1998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主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类比论证,以及人机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约瑟夫·魏岑鲍姆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ELIZA,堪称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计算机程序之一。ELIZA,尤其是其最著名的人格DOCTOR,至今仍是程序员的灵感源泉。它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AI)更广泛的讨论,催生了诸多对其的模仿。作为所有对话界面和聊天机器人的鼻祖,ELIZA尤其令研究AI和计算领域的工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着迷。ELIZA能凭借相对少量的计算机代码生成类人回应,这一能力为大量类似程序铺平了道路。这些程序以对话智能体和其他人机界面的形式出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催生出数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将探讨魏岑鲍姆对AI的贡献,并结合生成式AI(如ChatGPT)的当代发展状况,思考其更具批判性的著作。此外,本文还将通过研究有关ELIZA的讨论,为当前围绕机器学习和AI的争论提供一些思路。

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本文以 2014 年至 2024 年 3 月期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26 篇关于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 CSSCI 期刊文章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法 SATI 和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文章从发文趋势、文献来源、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宏观研究趋势,以及合作者和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其次,基于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近 10 年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的热度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对研究的贡献率较高;研究热点集中在数字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数字化转型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上,重点研究不同治理场域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生发机制。最后,利用关键词时间区域图分析了数字社会治理领域近 10 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围绕各种新兴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全景式研究。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崔国所著的《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一书,对于推进社区更新与空间治理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结构清晰,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书中指出了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社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方向;其次,从科技、关系、治理、物业、公益五大方面出发,强调未来社区建设的系统性与综合性,并深入探讨技术与人本的互动关系及其重要性;最后,该书详细介绍了六个未来社区的全球实践案例,以比较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 基于《未来社区》一书,未来将进一步综合探讨社区的各个治理要素,以实现整体效应。在技术化路径与技术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更加注重提升技术的治理效能,强化中国特色治理方案的探索。

行为公共管理是21世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旨在填补传统公共管理在微观基础方面的不足,已成为促进政府—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的基础上,剖析了现代科技在理论、方法及实践层面对行为公共管理产生的影响,并有如下研究成果:第一,构建了现代科技发展对行为公共管理的影响模型;第二,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实验研究法、大数据研究法等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其研究范式从传统模式向“大数据+”现代行为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第三,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预测和决策行为的精确度与可行性,但试图实现完全精准的行为科学预测和决策仍是不现实的;第四,现代科技发展为构建良好的“政府服务—公民参与”互动场域提供了有力支持。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工作正在逐步向大数据和技术支持的信息化、数据化督导过渡,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可视化研究恰逢其时。本文基于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指标,分析督导评估可视化需求和应用场景,结合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监测数据,构建科学、适用的可视化指标体系,开展督导评估数据可视化研究,为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赋予科学的数据支撑和决策辅助,助力教育督导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必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信息处理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和利用的困扰。 随着企业为提升经济效益而对收集、分析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公民对保护个人信息和限制对其获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这两种法益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呈现“重利用轻保护”的失衡格局。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仍存在立法回应模糊、司法适用不清、监管机制落后等问题,亟须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和民事救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回应现实需求。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其国际竞争力与新的大国竞争格局紧密相关。本文以33个国家为样本案例,通过建立资源—能力—环境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因素组合,研究发现:数字资源、主导能力和营商环境是提升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家获得高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4条,分别是数字资源—营商环境型、数字资源—主导能力—营商环境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型;导致国家产生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3条,分别是数字资源—创新能力不足型、全面不足型、数字资源—能力—营商环境不足型。

1024程序员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