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为主流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就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当下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著名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Such-man)在80年代对美国施乐公司(Xerox)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Alto Research Center，PARC)一款基于专家系统的交互式界面打印机的研发过程进行的详尽的民族志研究(Suchman，1987;Suchman，2006),是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萨奇曼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她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获美国语言学会“计算机与认知科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特别兴趣组“终身研究奖”。同时,萨奇曼长期活跃在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贝尔纳奖”( BermalPrize)的获得者--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STS领域的奠基者以及为增进对科学技术之社会维度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本次访谈中,萨奇曼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施乐公司2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对包括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思考,围绕当代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systems)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活动,以及对人文社科学者如何研究及影响技术实践等话题的看法。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伴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发展与非数字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农村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面向“十四五”规划时期，农村电商将在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潜力、重要战略衔接、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和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带动能力有待增强、消费潜力仍未释放等问题与挑战。基于上述，本文给出了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提升农村电商内生带动能力，加快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实践模式。

《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一书通过对沙集镇电商发展历程的全过程考察，总结了信息化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探讨了电商在农村苗壮成长的原因。该书作者作为一位实务工作者，既重视市场中极富创新力的市场个体和农村企业家，也理解政府对地方产业发展与市场培育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提出政府、网商平台与新农人构成的三方合力框架。该书从国家一市场合力的角度对政商关系与产业发展的宝贵价值进行了提炼，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应的阐释与评论。

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本文将“智慧城市”的概念与更悠久的城市计算以及正探索的参与式城市主义、数据伦理和城市监控等棘手问题联系起来，并对其进行审视。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潜力与狭隘且通常以技术为中心的“智慧城市主义”话语脱钩。这种脱钩需要在实用模型和概念框架上不断地进行试验，但它将为正在进行的城市数字化提供最佳机会，实现为城市居民“赋权”的愿景。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数字技术在零售业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而5G凭借其高带宽、广覆盖和低时延的优势，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融合，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零售企业应用融合化的数字技术，对商品生产、流通与销售环节进行升级改造，推动行业在低成本、高效率强体验等方面不断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将从零售业的前端、中端、后端出发，分析各环节 5G 赋能零售业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融合应用标杆案例，推动“5G+零售”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广，同时探究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本文基于2023年全球数字社会的安全风险新形势和科技创新内在逻辑,对安全科技做出“公共品”的新定义,总结出其具有的压舱石与助燃剂双重价值,提出人工智能和安全科技将会是未来的两项通用技术。政企合作是安全科技成为公共品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更多的公共力量投入,构建更好的安全科技实力和制度,采用数字化转型的“慢起飞模型”,新的安全技术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个人与社会为数字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更小。

从网络传感器到大屏幕和移动设备，数字媒介技术已成为 21世纪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话语一直是理解数字技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主导理论框架。目前，这一框架的阐释力度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社会潜力，因而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观，也改变了它们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本文将提出“可沟通城市”作为替代性框架来思考经由数字媒介中介的城市。可沟通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将网络化城市空间视作探讨当代全球化媒介关键问题的实质性范例。可沟通城市作为一个前沿领域，涉及具身媒介的日常经验和新型传播中介等新议题，将和关注位置追踪、跟踪、新型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等城市治理术的强大逻辑互相碰撞。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数字”有没有带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还是说，它只是给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在数字环境下，前数字时代的经典理论还能发挥普遍作用，为实践提供指导吗?还是说，在数字洪流中，理论已经沦为一个微弱的注脚? 数字时代 STS理论创新的意义何在? 在本次访谈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聘教授王程韡从这些问题出发，谈论了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对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的研究、他在数字流行病学方面的探索他在研究中对理论的理解，以及他对数字和数字化之含义的解读。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本文是对全喜卿《数据区隔：关联、社群和新的承认政治》一书的评论。通过四个关键词，全喜卿在此书中探讨了如今大数据机器学习量化区隔和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优生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实践中的历史根源：关联关系将人的过去和未来绑定：同质偏好聚集起了相似的人群；计算真实将人的情感展示自动化：承认识别加固了形态各异的误承认。互联网最终分裂成了无数个缺乏沟通的极化圈层。全喜卿认为挣脱困局的方法是走出“同温层”，生活在差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