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与社会情感。本文从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自主性出发，分析了智能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和挑战。社会科学学者要以“社计师”的立场，不仅从事交又学科的研究，而且参与技术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应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可以预期，随着新生命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胜利，除了与科学唯物主义兼容的更加禁欲的版本，像是被(错误地)称作“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那种东西之外，宗教将会消失。不过，最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奇怪的复兴，人们又开始思考(可能也在体验)“神”了，这个“神”以科学和技术的新突破为基础。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即将到来的“后人类”( post-humanity)：随着新形式 AI的出现，我们的个体心智将与全球人工智能相融合，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单体( singularity)。

2015年,《数字社会学》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狄波拉·勒普顿撰写出版。2022年,《数字社会学》中文版面世。本文是对《数字社会学》内容的简介和评价,重点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全球信息经济与产消合一、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与数据、新型权力形式与数字监视、数字具身化理论等;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数字社会不平等、数字政治及数字公共参与、身体与自我、数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有其价值、贡献与不足。在数字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该重视基础性学术研究与产出,兼顾学理性问题与经验性问题,加强理论话语,促进国际传播。

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成长类内容的文化表达对于女性用户的身份与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文化政治为核心理论,借助文本分析和线上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详细考察小红书的发展状况、女性成长内容的文本特征,以及相关评论界面的内容互动,从生产前提、话语特征和生产机制三个层面剖析小红书平台上女性成长内容背后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小红书的社区自治模式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礼俗社会的结合;其次,以平台塑造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为基础,女性成长博主生产出一套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成长叙事;最后,在平台希望实践的调控下,女性成长和分享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本文还从“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身份想象—实现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分析平台文化政治的概念框架。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人工智能（AI）已广泛应用于日常交流中。尽管人们担心使用 AI进行交流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其用于交流的社会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本文分析了 AI最广泛的应用之一“算法回应建议”（智能回复）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两个随机实验结果表明，算法回应建议这类系统改变了人们与他人的互动和人际感知（以亲社会或反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智能回复的使用改变了人际沟通的语言风格和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智能回复系统加快了交流的速度，提高了积极情感语言的使用频率，加深了双方对彼此间亲密度和合作的感知。与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普遍假设一致，如果人们被怀疑使用了智能回复，则对他们的评价会更加负面。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沟通效率，改善人际关系感知，但是如果公开使用人工智能，它普遍存在的反社会内涵将会削弱这一潜在的优势。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的崛起和垄断趋势的形成，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已势不可当。《平台与文化生产》一书围绕文化生产的"平台化"现象，为读者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该书从市场、基础设施、治理等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平台化”对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重点分析了劳动、创意和民主等文化生产实践如何在“平台化”过程中得以重塑。当前，中国的新型文化产业和平台蓬勃发展，亟待学者学习与借鉴国际前沿的平台研究，对“平台化”潮流展开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研究。

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次经济危机如何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联。作者接着定义了“平台”,阐明了平台的特征并区分了平台的种类。作者分析了平台发展的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历史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该书在预测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略显论述不足，但对未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本文在介绍与评述《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的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技术导致的黑箱和技术自身导致的黑箱及其影响。然后引入数据政治的三重维度，分析两类不同黑箱社会的形成路径，揭示以“数据一算法”逻辑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对数据的讨论及其所具有的优先性。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20世纪末,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论述了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再结构。本文基于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以从网络社会到人工智能社会的发展为经,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试图比对、勾勒出当前智能社会的图景。在智能社会中,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生产力具有高度集中的天然特性,掌握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主体将获得前所未有之垄断的可能性。此外,本文深化了对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劳动这一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与就业水平的演变还没有显示出系统性的结构关系,就业被取代和被创造并存。

社交机器人的设计者与用户都倾向于将机器人拟人化。本文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为着眼点，考察该如何对这一关系进行概念化。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存在"天真的工具主义"与"不加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两种相反的哲学观点，它们与对拟人化现象和拟人化设计的各种规范性反应相关。基于对上述两项观点的考察，本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从批判性、关系性以及解释学方法出发理解人类与机器人间的关系。这一观点通过厘清机器人在使用与开发中所蕴含的人类维度，并将机器人严肃地看作更大范围的技术语境内的工具，同时规避了以上两项立场，并对它们所假设的二元论提出质疑。最后，本文探讨了第三种观点对社交机器人领域及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教育所产生的意义，提倡基于关系性理解对上述领域进行改革，并为用户—公民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提供建议。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青年人观念的形塑有着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仍缺少经验数据的讨论。本文基于 2021 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数据，着重阐述了青年人使用移动应用程序(APP)的状况及其与婚育观念之间的联系。数据显示：其一，青年人对熟人社交类、视频社交类、图文社交类和音乐类等娱乐社交性质的APP使用较为频繁，在APP使用偏好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二，不同程度地使用各类APP与婚育意愿的分化有关，APP使用从三个层面影响了青年人对婚姻和生育意义感、非传统婚育行为的认知。本文从数字技术的角度为青年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提供了解释，未来研究应基于追踪数据做进一步因果检验。

通过考察围绕人工智能规制问题的争论，我们发现，关于该运用哪些方法使人工智能受到社会控制，无论是在技术、伦理、法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方案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定义之争。本文以人工智能的定义为分析线索，旨在促进对规制方案的理解。我们基于规制发生的场合、牵涉其中的行动者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等三个要素，绘制了一个图谱，以揭示围绕控制人工智能的争论如何构建出四条不同的规制路径:第一，超人类主义者对超级智能的危险性的警惕，以及关于如何让其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思考；第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如何在发展机器技术验证科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责任化:第三，对人工智能系统损害基本权利的谴责与对权力再平衡的控制；第四，欧洲立法者通过控制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进行的市场管控。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

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健康指南极大限制或关闭了亲临现场的民族志研究，许多研究者因此开始转向使用微信、推特和Discord平台进行线上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这类日益涌现的定性研究常被置于“数字民族志”的树荫之下。然而，“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商榷。本文认为，数字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点就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进行协商，而诸如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等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协商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数字研究的简要综述。之后，我们会基于自身在数字社区和在地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经验（在地民族志），探讨关于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抉择会如何促进或禁锢有意义的民族志数据采集。我们也将深入讨论如下相关问题：网络匿名的较低门槛是否合理化了隐蔽研究? 匿名性会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吗?数字民族志学者应如何融入研究环境中去?数字参与可能产生何种回响?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与在地民族志共享一种认识论，使其有别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即要求研究者长期用关系型方法在田野中收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