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飞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基础是平台企业与大量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建立的不平等合约关系。该机制的运作过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下,平台企业得以将规模化扩张带来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转移至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从而实现轻资产化运营:其二，平台企业为规避合约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会综合运用平台规则、业务考核、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对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构筑严密的管控体系，并严格规定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由于合约关系的不完全性和合约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在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之外,零工群体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构建自身主体性。
施颖婕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李代 张博伦 周浥莽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钟瑞雪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属性和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幅跨时代的新图景,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和复杂的角色。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基于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对象”这三个维度来考察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同时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三种角色,而且三种角色密切关联、彼此形塑、共同演进,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使国家治理既充满革新又高度复杂。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角色的理解,也为推进数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
李军 董方杰
本文是利用新闻大数据对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的首次尝试。本文采集并处理了长三角地区 41 座城市的新闻媒体在 2016-2022 年发布的所有新闻报道,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测度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并以长三角一体化指数呈现历时态(时间)与共时态(空间)下一体化的趋势与差异,探索了一条借助新闻大数据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
郭媛媛 张腾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乎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